這世界非我家的迷思 --- 加爾文的天啟觀和其影響

這世界非我家的迷思 --- 加爾文的天啟觀和其影響

有一首詩歌叫“這世界非我家”。歌詞說到這世界非我家，我就好像這世上的客旅，盼望快快回到天家，與在天上的眾聖徒相聚，一同歡呼一同讚美。所以，我不再貪愛這世界為我家。天堂若非我家，我必流離無依。歌詞似乎表達一種離世觀，不以這世界為我家。不過，這一種的離世觀，會不會造成一種只重來世，不重今生；只重屬靈，不重世界的生活方式？結果造成信徒在社會和政治上產生疏離感，不參與建設，也對政治冷感，反正這世界非我家。這世界的事不關我的事，因為我的家在天上。所以，環境的污染，政治的不公，人權被踐踏都無所謂，因為這世界非我家。可是，這是上帝對信徒在這世上的心意嗎？加爾文似乎也有這世界非我家的觀念，因為他說要輕看今世，默想來世。可是加爾文真的是這樣認為嗎？本文嘗試從加爾文的著作來看他是否真的有這世界非我家的理念。

在個體及個體與世界之間搖擺的終末論

在個體及個體與世界之間搖擺的終末論

1. 研究天啟和終末論的興起

天啟（apocalyptic）的研究過去似乎有被忽略的傾向。不過，自從Albert Schweitzer的著作《The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1] 面世後，再加上死海古卷的發現提供了許多有關天啟方面的珍貴文獻，以致過去似乎是處在邊緣的天啟研究，逐漸受到聖經和系統神學家的重視。[2] 這就如Klaus Koch 所說：對於天啟，它不單是聖經學者研究新舊約的外圍，甚至是接近異端的邊界。[3] 可是Käsemann 卻說：天啟是所有基督教神學的母親。[4] Käsemann這樣的論述不單獨排眾議，也使本來屬於支流的天啟研究，變成主流神學，使舊約晚期的論述與新約的開端連接起來。[5] 不單如此，潘寧伯也重申有天啟觀的歷史架構對基督教神學有重要意義。[6] Patterson也指出新約神學的起點是根植於終末論的思想，也就是說基督教根植於天啟形式的終末論（apocalyptic form of eschatology）。[7] 再者，P. D. Hanson也認為以普世和宇宙（universal and cosmic）角度為內容的天啟來看莫特曼的《盼望神學》能防止人陷入族群中心主義的陷阱及存在主義所窄化的人類歷史。[8] 另外，由於基督事件帶來新的世代的開始（new age），因此新約研究就不得不考慮終末論的探討。[9] 可見，曾被忽略天啟但卻是過去猶太傳統和初期基督教的重要論述有逐漸回到神學舞臺被重視的趨勢。

莫特曼的終末論和其影響

莫特曼的終末論和其影響

莫特曼的終末論是以盼望神學為基礎，[1] 涵蓋個體、歷史及宇宙的將來，並以此榮耀上帝。[2] 不過，對基督事件、上帝的應許、上帝的國及歷史和時間的詮釋卻在盼望神學的基礎上牽引著終末論的論述。

1. 基督的死和復活：終末新創造的開啟

莫特曼指出上帝使耶穌從死人中復活是基督教的基礎，[3] 基督復活的經驗方式和告知方式是吸納了天啟末日論的想像和晚期猶太教傳統的盼望，但其啟示的內涵是擺脫晚期猶太教天啟末日論的架構，也跳脫因對律法的順服而期待將來復活的框架，使人看見被釘十字架的復活基督為世界預備的將來。所以，終末論不是揭露世界史的奧秘，而是揭露基督掌管萬有的普世性將來。話雖如此，舊約先知末日末世論和天啟末世論的期待仍然保留在所有的事物中，並且因為基督復活事件而使這些應許變得可以陳述。[4]

布特曼終末論的緣起和其影響

布特曼終末論的緣起和其影響

1. 布特曼的實存與歷史的概念

要瞭解布特曼的終末論，就必先要瞭解他的實存論和對歷史的觀點。

1.1 實存論：布特曼對人的瞭解 - 我決定故我實存

1.1.1人實存的個體性

布特曼認為上帝才是神學的主題而不是人。[1] 與此同時，人也無法把上帝當成是一個實體來認識，因為上帝並非是一個客體。所以，人只能藉著回應上帝的啟示來認識祂，即回應祂對人所說的話。因此，人無法談論上帝，除非他同時談論他自己。換句話說，神學就是談論關於人的實存，而人對上帝的信仰就決定了人的實存。與此同時，人也只能在人的實存中認識上帝。這表示上帝與人的實存是分不開的。因此，要瞭解布特曼的神學，就先要釐清他對實存的概念。而布特曼的實存論其實是受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實存主義的影響。[2] 簡單地說，實存（Existenz）就是作為特殊存在的個體人，其相對於自然界客體的存在。只有人是實存的，客體是外延的（extent）。[3] 這表示人的實存同時是主體與客體的。不過，實存強調個體性（individuality），使實存不存在於普遍之中。意思是個體是獨一無二的，不是人類全體中的一個範例。因此，談論實存必須強調個體生活私人的、獨有的及個體的觀點。普遍地談論實存是將其客體化，並將它扭曲或毀壞。[4] 換句話說，人的實存是中心焦點，人以外的事物，包括社會、世界或其他被造物，都是客體。

奥古斯丁天啟的緣起和其影響

奥古斯丁天啟的緣起和其影響

1. 影響奥古斯丁天啟思想的初期教會：審判、復活及千禧年

保羅以基督的死和復活為主軸的天啟觀，並上帝介入歷史，拯救人類及整個自然界的盼望在第二世紀的使徒信經只延續了天啟的兩個元素，即基督最後再來的審判和死人復活。[1] 這兩個天啟元素影響這時期的教父如依他那修（Ignatius），黑馬（Hermas），巴拿巴（Barnabas），坡旅甲（Polycarp）或著作《十二使徒遺訓》（Didache），《彼得啟示錄》（The Apocalypse of Peter），The Sibylline Oracles，1 Clement 24-25，2 Clement。這些教父或著作都熱烈期盼基督的即臨，審判惡人及獎賞義人，同時也相信身體的復活。就如坡旅甲所說：沒有承認基督是肉體來的就是敵基督；誰否認復活及審判就是撒旦的長子（Epistle to the Philippians 7:1）。

保羅天啟的緣起和其影響

保羅天啟的緣起和其影響

1. 保羅天啟的緣起

天啟在兩約之間的猶太社群中影響至深，不單在苦難中帶給猶太人盼望，也使有些派別依循對天啟的不同理解而採取不同的立場生活。其中，法利賽派就相信復活、天使及鬼魂（徒23:8），而這些是屬於天啟的世界觀。所以，看見異象之前的保羅，由於是身在法利賽派之下，他自然也成為一位天啟者。[1] 由於保羅盼望彌賽亞應許的成就，因此，對律法忠心的他就逼迫那些宣稱被咒詛的耶穌基督是彌賽亞的基督徒。可是，當保羅被耶穌基督呼召成為基督的使徒時，他法利賽背景的天啟世界觀也繼續影響其思想，因為保羅的第一封信帖撒羅尼迦前書就清楚表達這樣的思想。所以，天啟是保羅思想的焦點。[2] 但這並不表示保羅的天啟觀是一層不變地按照法利賽派的理解。就如耶穌，雖然祂也有天啟的傾向，可是祂卻對當時的猶太天啟觀做了調整，恢復先知預言對歷史的瞭解角度，使悲觀並不注重現世歷史的猶太天啟觀進入新創造的盼望，並因耶穌事件而開啟了上帝終末的新時代侵入舊世代的拯救，以期待上帝新創造的完成。[3] 那看見異象後的保羅，他的天啟觀有怎樣的調整呢？

猶太天啟的緣起和其影響

猶太天啟的緣起和其影響

1. 舊約先知預言的式微

雖然終末論一詞是在19世紀時才開始使用在舊約，但主前第六世紀被擄前的舊約經卷其實並沒有終末論的論述。那時期的論述反而主要是以先知所預言的未來為主，並且所預言的終結、最後的日子、耶和華的日子，都不是指終末完成，或世界的終結，而是指不久的將來要發生的事。[1] 換句話說，以色列早期歷史的未來觀是現世的延伸，意思是沒有終末觀，而是在這歷史當中延伸的未來觀。[2] 這未來觀是建基在三個傳統上，即先祖的應許（以色列的存在、身份、國家產生）、西奈之約（期待遵守盟約以致未來蒙祝福，不然蒙咒詛）及大衛錫安的應許（成為未來以色列的祝福）。這三個傳統都牽涉到未來。以色列的先知就用這些傳統來挑戰以色列關注未來的期待。當以色列不遵守盟約時，先知就述說耶和華審判的日子、國家滅亡、錫安被打敗、聖殿被毀、失去君王等等。雖然這些未來事件都具毀滅性，但先知在被擄時期曾在這三個傳統的基礎上重申有新的盟約賜下（耶利米書31章及以西結書11章）。這表明未來的期待不單只有毀滅，也有正面的盼望。[3] D. E. Aune稱這樣的未來觀為先知預言終末論（prophetic eschatology）。[4]

天啟和終末論的關係

名詞解釋：天啟和終末論的關係

本文處理幾個與天啟相關的名詞和它們之間的關係，即天啟文學（apocalypse）、 天啟（apocalyptic）、天啟主義（apocalypticism）、天啟終末論（apocalyptic eschatology）、及終末論（eschat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