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個體及個體與世界之間搖擺的終末論
1. 研究天啟和終末論的興起
天啟（apocalyptic）的研究過去似乎有被忽略的傾向。不過，自從Albert Schweitzer的著作《The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1] 面世後，再加上死海古卷的發現提供了許多有關天啟方面的珍貴文獻，以致過去似乎是處在邊緣的天啟研究，逐漸受到聖經和系統神學家的重視。[2] 這就如Klaus
Koch 所說：對於天啟，它不單是聖經學者研究新舊約的外圍，甚至是接近異端的邊界。[3] 可是Käsemann
卻說：天啟是所有基督教神學的母親。[4] Käsemann這樣的論述不單獨排眾議，也使本來屬於支流的天啟研究，變成主流神學，使舊約晚期的論述與新約的開端連接起來。[5] 不單如此，潘寧伯也重申有天啟觀的歷史架構對基督教神學有重要意義。[6] Patterson也指出新約神學的起點是根植於終末論的思想，也就是說基督教根植於天啟形式的終末論（apocalyptic form of eschatology）。[7] 再者，P. D.
Hanson也認為以普世和宇宙（universal and
cosmic）角度為內容的天啟來看莫特曼的《盼望神學》能防止人陷入族群中心主義的陷阱及存在主義所窄化的人類歷史。[8] 另外，由於基督事件帶來新的世代的開始（new age），因此新約研究就不得不考慮終末論的探討。[9] 可見，曾被忽略天啟但卻是過去猶太傳統和初期基督教的重要論述有逐漸回到神學舞臺被重視的趨勢。
2. 旨在改變的終末論
從天啟文學發展出來的天啟觀、運動、思想、或結合世界觀及社會現象的終末觀，其主要目的是要改變這個時代，或是結束這個時代，並期待有一個更好及新的開始。隨著時間的轉移及在耶穌基督事件的基礎上，天啟與終末論隨著環境的改變而對終末的事情、個體、社會、生態、及世界的拯救有不同向度的詮釋。
3. 個體與世界的終末論
在猶太期間，天啟是期待一個時代的改變或結束。這樣的盼望從使未來的盼望成為現在的實況到宇宙二元論及死人復活等等，旨在幫助猶太人走過兩約之間的艱苦，並對未來的盼望敞開。因此，當耶穌事件發生時，天啟就成為連接新舊約的橋樑，使人經歷上帝終末的新時代侵入舊世代的拯救，並期待上帝新創造的完成。這也是為何保羅福音的中心是以天啟角度來詮釋基督事件，使福音能為當時充滿不安和失去未來生命盼望的世代帶來希望，也讓今天的神秘主義、倫理主義、個體主義、二元論、忽視自然界的救贖以及上帝應許已經完成等元素不扭曲保羅所傳的福音，並還原對基督的死和復活的詮釋，使這事件成為一件未來導向的事件，而不是一件結束的事件。這表示保羅的天啟福音不單對當時代產生巨大的影響力，甚至現在還是繼續發揮其所帶來盼望並適切這時代的需要的影響力。
不過，奥古斯丁的終末論卻主要集中在個體終末論，缺少了天啟終末論對世界萬物更新的緊迫性，也使終末論吞噬了歷史，並繼續影響了中世紀的終末論。可是，加爾文就打破終末論只論述個體救恩的局限，把終末論擴大到團體和世界，使萬物的秩序在基督裏被重建。這表示恢復個體和世界秩序的基礎不單是創造論，也包括了終末論。雖然加爾文有指出歷史不是靜態而是動態的，但他卻沒有清楚論述終末與歷史的關係，只說上帝在歷史中推動其計劃。若只參考他的《基督教要義》，那他的終末論是忽視這世界的歷史的，因為這世界非我家。不過，他的註釋書卻彌補了這方面的模糊，使他的終末論是包括萬物的拯救和更新。
與加爾文不同的是，雖然布特曼有論述終末與歷史的關係，但卻是終末吞噬了歷史，使終末是處在現在已然的狀態，而忽視了未來的層面。正如莫特曼所說，忽視真實的歷史也使基督的死失去救贖的意義。不過，布特曼卻非常注重基督的十字架，也以人的實存來說明終末，表明終末就是現在的實存，強調個體終末論，但這卻忽視了個體之外上帝的創造物。雖然如此，莫特曼卻提出平衡各界的終末論，使上帝拯救的應許不單拯救個體，也更新萬物或世界，使人與自己、人與群體、人與世代、及人與自然有復和合一的關係。不但如此，莫特曼也倡導來臨的上帝是從終末走向現在，也使歷史在終末向未來開放，開創“新”的可能性和令人驚喜的新創造，使信仰不被局限在私人領域，而是擴大到生活的每一個層面，及世界的萬物，並恢復上帝是萬物之主當有的位置，也恢復創造界各種關係的秩序，直到主再來所帶來的新天新地。
簡單的說，由於世界的敗壞和受苦，使猶太人盼望救贖。因此，猶太天啓就是要有新的世界，改變舊的世界。可是他們的終末論只注重救恩論，而忽視創造論。然而，保羅的終末論則包括了救恩論及創造論。可是，奧古斯丁的終末論卻回到只注重救恩論，而忽視創造論。不過，加爾文的終末論在開始的時候是注重救恩論，但後來也注重創造論。若只看《基督教要義》，會誤解加爾文的終末論只注重救恩論。可是，終末論在布特曼的論述中卻只注重救恩論，而忽視了創造論，並且也否定了歷史，但人卻要有時間和空間才能實存。還好之後的莫特曼，他的終末論則注重救恩論和創造論，跟保羅或加爾文的類似。換句話說，終末論要不是只注重救恩論，就是救恩論與創造論並重。
4. 不同向度結果的歷史和時間
至於歷史和時間的部份，則有三種情況。要不是歷史吞噬終末，就是終末吞噬歷史，若不然，就是終末轉化歷史和時間。但對終末如何在歷史或時間出現，則有不同的詮釋，如毀滅這世界，另造一個新的世界；或是終末介入現世，開啟了終末，期待新創造的完成；或是現在就是終末，上帝的應許在這世界已完成；抑或上帝的應許還未完成，終末是在被轉化的時間中被開啟，創造許多新的可能性，期待新天新地的到來。換句話說，終末論從盼望那一刻的來到，並朝那一刻走去，到那一刻被拉到現在就開始，或是那一刻正朝現在走來。這些對終末不同的詮釋會影響人對這世界的行動。若認為這世界是將被毀滅的，這可能造成人不積極參世界及新創造，而抽離式地只專注個體的救恩；若認為上帝的應許還沒有完成，並且對未來有許多的可能性，那可能會使人積極參與上帝在世上的新創造。因此，終末論的走向是從毀滅這世界，到創造新世界，或是更新這世界，端視我們如何詮釋終末論。
5. 恢復秩序的終末論
若再簡化這些終末論的論述，猶太天啟是注重族群的救恩，保羅則注重個體和世界的救贖，但奥古斯丁又回到只注重個體的拯救，可是加爾文的鐘擺則擺到個體與世界的救贖，最後的布特曼則注重個體的救恩，但莫特曼卻持個體與世界同被救贖的看法。這表示終末論從開始的個體救贖到後來的個體與世界的救贖。不過，這終末論的論述在歷史過程中一直在個體及個體與世界之間擺動。若只注重個體終末論，就會忽視世界的拯救需要；若注重個體和世界的終末論，則會關心上帝所造的創造界，即不單關心人的救贖，也關注世界的更新，因為上帝的心意是恢復個體、團體及世界的秩序。換句話說，耶穌不是來矯正道德以使人類社會完美，而是教導不同的方式來使人類的生命有秩序。[10]
因此，基督的復活並沒有否定耶穌，而是否定及消滅了死亡在耶穌身上的能力和權柄。若說基督的死亡是認同這世界的處境和實況（reality），那麼祂的復活就是否定這世界的處境和實況，而非否定及消滅這個世界。舊有的世界是有限的，更新的世界仍是有限的，但上帝並不因為其有限而毀滅之，另造一個世界。所以，捨棄實在的世界，而逃遁於內在的心靈世界，仰望要來的另一個不同的世界，是不恰當的。因為上帝在基督事件所顯示出來的，並不是要毀滅這世界，另造一個世界，而是要轉化、更新這世界的處境和實況，從苦難轉為喜樂，從分裂轉為團契。[11]
6. 連接創造論與救恩論的終末論
這表示基督論開啟了終末論，而終末論則成就了基督論。由於終末論是重建上帝的創造，所有事物或制度都恢復到上帝當初的創造。那表示終末論是與創造論和救恩論連接的。若終末論只注重救恩論，那就會只注重個體，而忽視上帝的創造。其他的事物或受造物都變得無關緊要。因此，沒有創造論的終末論，會把上帝所創造的世界看成是將被毀滅的世界，而認為上帝會另外造一個新的世界，或認為這世界的所有事物、制度、政府、或婚姻制度都會成為過去，因為上帝會造另一新的世界或制度。若是那樣的話，這其實就否定了上帝原初的創造是完美的，也會在這世上不去更新制度或秩序，以恢復到原初上帝的創造，或不去堅持上帝的秩序、原則或制度，反而任其改變遠離上帝的心意、制度、原則、及創造的秩序，使這世界更世俗化，更遠離上帝的心意。反正這世界非我們家，或是採取兩國論。因此，只注重救恩論的終末論，或會忽視世界，並認為這世界將被毀滅而不去堅持上帝原初在這世上的秩序。
此外，若只注重創造論和救恩論而忽視終末論，那會因為對這世界沒有盼望而有無力感，以致採取避世的態度，修道主義或這世界非我家的生活理念。不單如此，忽視終末論的救恩論，除了會忽視世界，也會把死人復活的盼望變成只是個體靈魂死後直接進入天堂，使這世界的歷史成為倫理和宣教的永久舞臺，使倫理的行動只專注在個體的私人領域或是基督徒在社會上的見證，造成基督徒對自己倫理能力的自誇，或是在邪惡和受苦的世界覺得自己的努力是沒有效果的，而窒息了倫理的任務。換句話說，沒有天啟終末的救恩論，其終末論將被神秘主義取代，即聖靈的內住、靈魂變屬靈以及進到天使的境界；或是被倫理主義取代，即把天國的盼望變成對天堂的盼望，就是那些有好行為的人得獎賞。
7. 除去個人主義的終末論
對於今天重視個人主義的社會來看，“我喜歡故我在”的觀念或許會在以自我為中心的虛擬但脫離群體的時代，並在許多關係都破裂的景況中，忽視了世界層面的終末論，轉而向個體的終末論擺動。話雖如此，在天啟終末開始被重視的情況下，或許可以把注重個體終末論靈魂上天堂的鐘擺，擺向個體與世界的終末論，以除去對世界漠視的偏差。換句話說，天啟終末現在被重視的原因或許是因為信仰的終極關懷需要開始從只注重個體終末論轉而向個體與世界的終末論擺動，因為怎麼樣的終末論就有怎麼樣的盼望。這個盼望是帶來改革及更新現實，抑或導致退縮及逃避現狀，全在於所領受的終末論。因此，終末的將來不必然是消極的離世態度，關鍵在於這是一個怎麼樣的終末，怎麼樣的將來。[12]
8. 帶來盼望的天啟終末論
Russell認為從這世代的態度和其對應來看，這世代應該是屬於非天啟（non-apocalyptic）世代，因為天啟的語言，如天堂、驚奇的圖像、天使、宇宙和天上的軍隊、註定的歷史事件、人類的命運等等，都與這世代迥異。不過，除了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期望與這世代有不同之外，當時所面臨的苦難、逼迫、及戰爭的創傷與這世代恐怖的政治和軍事景況及對未來悲觀、沒有盼望拯救自己的處境，似曾相識。既然天啟終末在當時能帶給人力量去面對危機和逼迫，同樣的，天啟終末相信也能給現今的世代帶來信心和勝過艱難處境的盼望，以期待個體、社會、生態、及世界的拯救和改變。[13]
[1]
Albert Schweitzer, The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 A Critical Study of Its Progress from Reimarus to Wrede (London
[5]
D. S. Russell, Divine Disclosure: An Introduction to Jewish
Apocalyptic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2), xviii; Klaus Koch, The Rediscovery of Apocalyptic: A Polemical
Work on a Neglected Area of Biblical Studies and Its Damaging Effects on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trans. Margaret Kohl (London: SCM, 197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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