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5日星期日

保羅天啟的緣起和其影響

保羅天啟的緣起和其影響

1. 保羅天啟的緣起
天啟在兩約之間的猶太社群中影響至深,不單在苦難中帶給猶太人盼望,也使有些派別依循對天啟的不同理解而採取不同的立場生活。其中,法利賽派就相信復活、天使及鬼魂(徒23:8),而這些是屬於天啟的世界觀。所以,看見異象之前的保羅,由於是身在法利賽派之下,他自然也成為一位天啟者。[1] 由於保羅盼望彌賽亞應許的成就,因此,對律法忠心的他就逼迫那些宣稱被咒詛的耶穌基督是彌賽亞的基督徒。可是,當保羅被耶穌基督呼召成為基督的使徒時,他法利賽背景的天啟世界觀也繼續影響其思想,因為保羅的第一封信帖撒羅尼迦前書就清楚表達這樣的思想。所以,天啟是保羅思想的焦點。[2] 但這並不表示保羅的天啟觀是一層不變地按照法利賽派的理解。就如耶穌,雖然祂也有天啟的傾向,可是祂卻對當時的猶太天啟觀做了調整,恢復先知預言對歷史的瞭解角度,使悲觀並不注重現世歷史的猶太天啟觀進入新創造的盼望,並因耶穌事件而開啟了上帝終末的新時代侵入舊世代的拯救,以期待上帝新創造的完成。[3] 那看見異象後的保羅,他的天啟觀有怎樣的調整呢?


2. 保羅天啟的內容
2.1 天啟的兩條路線
Boer認為天啟在新約時代有兩個路線:一條是宇宙式天啟終末論(cosmological apocalyptic eschatology),另一條則是法庭式天啟終末論(forensic or anthropological apocalyptic eschatology )。Käsemann就是以宇宙式天啟終末論來瞭解保羅,而布特曼則是用法庭式天啟終末論來理解保羅。[4] 以下是對這兩條路線的解釋:[5]

i. 宇宙式天啟終末論cosmological apocalyptic eschatology
第一條路線的宇宙式天啟終末論是表明這時代被敵對上帝的宇宙權勢或罪惡天使所統治,使人離開上帝,敬拜偶像,製造世界和宇宙的混亂,傳授對人有害的知識,使世界充滿暴力和壓迫,帶來對自然和歷史的污染、敗壞及墮落。既然這世代是被這些邪惡天使或權勢所轄制,那最後的審判就是這世代要被將臨的新時代所取代。因此,這世界將從被壓迫的勢力中得著釋放,撒旦及其他魔鬼將消失,被揀選的義人則被肯定,在被潔淨的世界生活。宇宙式天啟終末論的救恩不是基於律法,而是基於上帝的揀選。那些被上帝揀選的人是見證上帝在這被罪惡轄制的舊世代的主權。[6]

ii. 法庭式天啟終末論forensic or anthropological apocalyptic eschatology
第二條路線的法庭式天啟終末論則指出這世代的特質是人任意地拒絕或否認創造主,即以色列的上帝,而帶來死亡,及這世界的墮落和敗壞。亞當是首位為接著的人定下模式的先祖。亞當的罪是不把上帝當創造主。因此,上帝以律法來補救這個情況,使每個個體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意思是人有自由做決定。所以,義人是遵守上帝的律法,惡人則是不遵守上帝的律法。這表示最終的審判不是對宇宙天使勢力的宇宙戰爭,而是在法庭裏,即所有人在審判官面前面對審判。選擇遵行上帝律法的義人被賜予永生;惡人則被賜予永遠的刑罰。那些選擇遵行律法的人逆轉了當初亞當所帶來的死亡。上帝這樣的審判是根據工作來審判。所以,它強調個體的自由和責任。[7]

簡單地說,第一路線強調人需要上帝的幫助和行動;第二路線則強調人為罪和其後果而對上帝有責任。雖然如此,Boer指出不是所有的天啟文獻可以簡單按這兩種路線來區分,因為有些文獻同時擁有這兩種路線,有些有交叉,有些只有一種。所以,這兩種路線只是一種啓發式的模式來解釋不同的經文,包括保羅的書信。在主後70年耶路撒冷被毀後,第二路線超越並取代第一路線(如4 Ezra2 Baruch)。[8]

雖然保羅生長在猶太天啟終末論兩種路線都繼續突出的環境,但他的天啟觀卻以基督論的角度做出調整。Boer認為保羅的羅馬書1:1-5:11有法庭式天啟終末論的元素。羅馬書6:1-8:38則有宇宙式天啟終末論的元素,如罪、死亡、義、肉體、聖靈是宇宙的能力。[9] Beker指出這其實表明保羅所注重的天啟觀是權勢的本體(ontological powers)。這權勢決定了人的處境。[10] 另外,Boer繼續指出羅5:12-21的亞當是法庭式天啟終末論,而基督則是兩種路線互相滲透。因此,保羅的羅馬書是從第二路線轉到第一路線。但整體來說,保羅的天啟思想是第一路線超越第二路線。原因是因為第二路線的基督徒把耶穌的死當成是為過去的罪或過犯贖罪(羅3:25-26 4:25;參林前15:3;加1:4)。但這樣的死非但沒有結束律法的遵守,反而要那些被赦罪的人有責任更去遵守。因此,保羅在1:18-3:19採取第二路線猶太天啟終末論的觀點,論述律法的角色和其功能,並指出若按照律法的標準,全世界要對上帝負責(3:19),但人的處境是那樣的沒有希望,因為所有人處在罪的權勢之下(3:9)。這表示律法無法使人脫離罪的捆綁。所以,依靠律法的工作是死路一條,也在基督的死之下被宣判為不可能。因此,信心是人在這事件的適當回應,以代替律法的工作。但這信心若從保羅的宇宙觀為切入點,就如保羅對上帝的義和罪的瞭解那樣,那信心就不是人的選擇、決定、或行動,而是被動地和感激地領受上帝的恩典。這是因為信心應該是由宇宙天啟在基督的死所揭示的上帝的義和罪所決定。由此觀之,基督的死就不能被當成只是法庭式的術語,因為它是上帝勝過被罪轄制下的世界的記號,使人得著釋放,不被罪的勢力轄制。[11]

2.2 基督的死和復活
除了天啟終末論類別內容的調整外,保羅也因為基督的死和復活而對猶太天啟終末論做出調整,[12] 因為基督的死和復活已經為這世界開啟了一個新的未來。這未來的高潮是上帝的掌權,使所有被造物的秩序去到祂榮耀的命定,就是按照上帝所應許的。[13] 基於對基督的死和復活的新認識,保羅的調整包括:沒有把今世與來世對立;沒有傳統天啟在末世擴大惡勢力的看法;沒有用上帝的國或主的日子;對苦難的看法,也不是忍耐終末的苦難並等待苦難的結束,而是上帝榮耀的新世紀已經來臨,要在受苦中得榮耀,因為上帝的能力在苦難中彰顯,也因為苦難是上帝拯救世界的預兆;增加天啟文獻所沒有的描述,即稱呼上帝為阿爸父及信徒為祂的孩子或兒子;調整律法的救贖觀;[14] 肯定忠心的上帝已經藉著基督來過世上,並繼續藉著信息和福音預備祂的再來;肯定上帝最後的勝利已經在這世界發出亮光,但還沒有完全實現,所以在等待的過程中,需要預備基督的再來;預見上帝的再來,就是已經在基督裏臨到這世界,藉著聖經話語及聖靈向祂所聚集的子民啟示祂的臨在。[15] 換句話說,保羅對猶太天啟的調整有四個基本的要素,以解決勝過現狀和該有情況的差別,並解釋對上帝的忠心卻換來受苦和逼迫的窘境。[16] 這四個要素包括:

i. 證實(vindication):保羅宣稱上帝藉著基督的死和復活肯定並更新了祂對以色列和世界的拯救應許。這應許包括上帝公開的掌權,上帝在其子民中的顯現,勝過所有仇敵,並在福音中肯定以色列。換句話說,基督的死和復活彰顯上帝的義的開始,而基督是上帝對其應許信實的象徵。[17]

ii. 普世(universalism):雖然天啟有普世的主題,但以色列想到的卻是逆轉現今在世界中的自己所面對的苦難,而且也是內在而不宣教的團體,強調的是自己忠於上帝的律法。可是保羅卻以上帝在基督裏的介入調整猶太內在的天啟觀。保羅把基督的死和復活作為上帝對所有人的天啟審判,也是對所有人新生命白白恩典的賜予。這表示救贖不是以律法為基礎,並且罪和死的統治權勢也被動搖。不單如此,若從宇宙觀來看,人與自然界是彼此聯繫的。意思是所有被造之物都是彼此連接的。因此,在所有上帝創造物得榮耀前,上帝的信實是開啟了,但還沒有完全,人也還沒有完全被拯救。[18]

iii. 二元論(Dualism):猶太天啟的二元論是把這世界與將來的世界做對比。但保羅調和了天啟的二元論,沒有把舊世代與新世代對立,而是指出由於基督的死和復活藉著聖靈帶來新生命而使新世代侵入舊世代。這樣的介入造成死亡的勢力和生命的勢力的衝突。另外,保羅也調整猶太天啟忽略歷史的特性,強調以色列的歷史是上帝的應許,所以不能拋棄。這歷史就在不連續中連續,因為上帝繼續對以色列忠實。Beker指出若教會太注重以二元的方式抽離這世界,那就變成純粹的天啟運動教派,背叛了上帝藉著基督的死和復活拯救這世界的計劃;但若教會只強調參與這世界,就變成屬世的現象,改變自己以迎合世界的要求,而變成世界的一部份。[19] 換句話說,基督徒不能太強調二元論以致不注重這個世界,或是盼望於上帝即將統治為藉口,而逃避道德的責任。[20]

iv. 即將臨到(imminence:保羅強調基督的再來。雖然基督的再來有延遲,但基督的死和復活所開啟的未來侵入現在的新世代就是基督即將臨到的表達。所以,基督徒的盼望是預言而不是預測,因為基督的再來無法預測,而是突然臨到,所以,我們需要耐心等候。[21]

2.3 基督復活的史實性及身體的特質
保羅除了對以上所述的猶太天啟觀做出調整外,保羅其實也非常注重基督復活的史實性及身體的特質,因為復活的史實表明終末時間的意義,也表示這是一起預期的事件,因為這事件開啟了新創造。另外,身體的本質則彰顯了復活是一個時間的事件,也是被造界的身體本體在上帝國度的更新。這表示上帝的救贖計劃已經在今世的歷史中進行著。因此,耶穌的復活是重要的,雖然這也是暫時的。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基督的復活已經開啟了新創造,暫時的原因則是期待這開始的完成。這其實就是天啟的思想架構,即“已然”和“未然”。[22] 這表示以復活基督為信仰基礎的基督徒不能丟棄基督事件所呈現普遍宇宙未來的層面及上帝國度的即將來臨。這其實也表現在基督徒自己的身體內,即他們生活在還沒有完全及未被救贖的創造界裏面。因此,他們必須渴望復活的完成,就是上帝勝過毒害其創造界的死亡勢力。這樣的完成會除去我們現在身體內生命的張力。所以,基督的復活是一起天啟事件,也是初熟的果子,是死人復活系列的開始,也是創造物勝過死亡盼望的開始。基督徒就靠著十字架和復活的預期勝利,向著上帝在最終復活的勝利前進。[23] 這表示天啟的盼望已經進入決定性完成的階段。[24]

由此觀之,雖然保羅對猶太天啟做了調整,但基本上他還是跟耶穌一樣,是一位天啟者。所以,保羅的福音是天啟的福音,因為它期待上帝在基督裏最後勝過所有這世上反對祂救贖目的的勢力。換句話說,基督的死和復活開啟了上帝天啟勝利的將臨,並除去現況所有的矛盾。[25] 因此,上帝介入這時代不是要毀滅它,而是要停止死亡現在的架構,並且基督的復活也開始了更新的程序,使歷史的終結在歷史中出現,而不是終結了歷史(預期的新世紀在舊世紀出現)。這表示基督復活事件就不是心靈內部的事件,而是要求基督徒與創造物合在一起,是上帝“復活”榮耀的目的。[26] Beker指出若保羅的思想沒有以天啟世界觀為基礎,那保羅的基督論就會被曲解,使基督從初熟果子變成是上帝所有的豐盛(total fullness of God)(西1:19)。意思是基督完成了上帝所有的啟示,並充分表達上帝的榮耀和勝利。但這其實與基督的復活是新創造的開啟而不是完成有出入。因此,保羅福音的內容需要有天啟思想的語言,並無法與天啟分開。可是保羅後的教會並沒有以天啟思想為其詮釋的進路,這其實損害了福音。[27]

那保羅的天啟福音是以上帝為中心,還是以基督為中心?Beker指出保羅的思想看似以基督為中心(Christocentrism),但這樣的觀念會被曲解若我們忽略保羅以上帝為中心的天啟的立場。[28] 因此,Beker認為保羅的福音是以上帝為中心(Theocentric),而不是基督,因為是上帝在基督裏得勝,而不是基督得勝。所以,上帝的信實在基督裏開啟了,並且也會很快在其創造完全實現。[29] 不過,Beker也指出若我們以基督為福音的中心,那表示在基督裏所有的事情已經完成了。所以,我們對救恩所關心的就會是把這世界看為是我們追求成聖的平臺。[30] 話雖如此,Ben Witherington卻認為雖然Beker指出保羅的觀點是以終末論為其思想架構,但他的上帝中心觀卻犧牲了保羅的基督論。原因是因為Witherington認為保羅因為基督的死和復活而改變了從法利賽猶太教那裡繼承的終末論思想架構。[31] 可是Beker也認為是基督的死和復活調整了保羅的天啟思想。因此,以上帝為中心的福音並不會犧牲基督論的地位。筆者也認同這樣的看法。

Beker持相反意見的R. J. Bauckham則認為新約終末論的特色是已然和未然以及以基督為中心,因為上帝在末世所施行的決定性拯救,已經在耶穌的歷史中展開了。這表示耶穌一方面是救贖主和審判者,打敗罪惡的勝利者,上帝國度的代理人,以及上帝在末世與人同在的媒介,也是舊約所期待、上帝要在末日臨格的那一位。另一方面,耶穌也是末世的新人,就是基督復活了的人性,並達成了和界定了所有人的末世終局。因此,現今最足以表達我們的終局的說法,就是我們將要像祂(羅8:29;林前15:49;腓3:21;約壹3:2)。基於這兩個原因,基督徒的盼望就集中在耶穌基督再來一事上。所以,耶穌是基督徒將來盼望的焦點。[32]

雖然基督徒的盼望是集中在基督再來這一事上,但基督再來的時間或這件事本身是基督自己無法知道或決定的,而是單單由上帝決定的(太24:36;可13:32)。這表示福音的內容雖然是論述耶穌基督,但主導者卻是上帝。另外,基督只是初熟的果子,是救恩系列的開啟而不是整個救恩的完成。就如楊詠嫦所說,人相信上帝是基於上帝的作為。上帝的作為就是上帝的話語,而耶穌就是上帝的話語。所以,楊詠嫦認為保羅的信心實質上是以上帝為中心,而不是以基督為中心。[33] 因此,保羅的福音應該是以上帝為中心,而基督是福音的內容,是上帝實現應許的載體。

綜合以上所述,保羅的思想是以天啟終末世界觀為基礎並以基督的死和復活事件來調整其天啟觀。這樣的天啟觀主要是以宇宙式天啟終末論為主導,以補足法庭式天啟終末論的不足。這表示保羅的救恩觀不單只有人類,也包括整個被造之物,因為人與自然界是彼此聯繫的。不單如此,保羅福音的中心是以天啟角度來詮釋基督事件,並以上帝為中心。[34]

3. 缺少天啟的保羅理解
保羅的思想是以天啟終末觀為基礎,但若排除天啟的觀念來解釋保羅的基督論,那根據Beker的論述就會產生以下對基督復活事件的詮釋:
i.         基督的復活解釋了耶穌的生命是一起關閉的事件(closed event),只是證明耶穌的神性,但卻失去連接將臨的上帝的國及最後死人復活的關注。
ii.       基督的復活反駁了幻影說,但只是證明耶穌是基督,是上帝的兒子,但卻不是耶穌開啟了最後的復活和上帝的國度。
iii.      基督的復活證實了基督的先存性,及其道成肉身,並以此解釋道成肉身與復活的類比關係,就是復活後的耶穌是在肉身的神(divinity)。所以,道成肉身的耶穌也是在肉身的神(divinity)。
iv.     基督的復活意味基督的高升(exaltation),藉著聖禮施予恩典,在教會組織掌權。
v.       死人復活成為個體死後不朽,及個體的最後審判。
vi.     宇宙性的死人復活及未來上帝的國度成為現在被造界秩序的遙遠終結。上帝只是接納開始和結束,但不是之間的過程。[35]

另外,Beker也認為若十字架是保羅神學的中心,那以基督為方向的天啟就不可能是保羅思想的中心。所成就的就是以人為中心的福音,使到受益者只是人而不是宇宙的未來。[36] 以十字架為中心的短處包括:
i.         十字架被當成是保羅未來天啟的選擇,或就是未來天啟,但這忽視了十字架和復活的關係。
ii.       十字架和復活被當成是完成了上帝救贖的行動,但基督的復活是普遍復活的初熟果子,是一起開啟的事件,而不是結束或完成的事件,並且復活主的十字架也參與在復活前進的層面。因此,十字架和復活之間的關係是不可分開的。[37]
iii.      離開天啟角度的十字架產生個體主義,而不在意保羅關於人與宇宙聯合的論述,萎縮了未來天啟。對人來說只是個體對十字架的順服以及有十字架的生命,而沒有關於這世界的未來,或是在上帝國度裏未來的公共團體的聯合。[38] 因此,十字架的神學就與復活沒有關係,因為鼓吹個體主義,忽視了團體和世界。
iv.     過於注重十字架也容易變成追求神秘主義,而失去了保羅天啟的盼望,就是上帝會打敗這世界死亡的權勢,除去受苦和邪惡的反對。[39]
v.       單單十字架神學可能會忽視了保羅以上帝為中心的神學,使基督事件取代了上帝將臨的勝利,成為完成了終末的事件,並忽視了未來終末論的重要性。但基督事件其實只是初熟及預期上帝的國度,而不是完成了上帝的國度。[40]

除此之外,若教會論是保羅思想的中心,那天啟和基督論就融合在一起,使基督的身體等同於基督復活的身體,那教會的成長就代替了基督的再臨。同時,神秘的教會論也取代教會成為上帝國的先鋒,加強了在教會和世界之間的二元論,忘記了保羅的教會和世界是聯合在一起的,以致對這世界沒有任何影響。[41]

總括來說,沒有天啟的保羅,其終末論將被神秘主義取代,即聖靈的內住、靈魂變屬靈以及進到天使的境界;或是被倫理主義取代,即把天國的盼望變成對天堂的盼望,就是那些有好行為的人得獎賞。另外,沒有天啟的保羅也會強調二元論,即這時代對比將來時代、時間-永恆、暫時-永恆、物質-屬靈、地上-天上、真實-表面及真實-影子。不僅如此,沒有天啟的保羅將注重個體與神的關係而已,並沒有包括自然界和這世界的結構。還有,沒有天啟的保羅也把基督看為上帝的豐盛而不是初熟,造成上帝在基督裏完全實現對以色列的應許,把應許屬靈化而忽視了上帝在新天新地的勝利。

除此之外,沒有天啟的保羅也把上帝對團體的注重變成是個體死後天堂的不朽。對倫理的鼓勵也只是上帝過去在基督裏的作為,而不是上帝將臨的吸引。可是,天啟的盼望會迫使人要對道德認真,因為不可能說相信上帝勝利的將臨及領受聖靈但卻沒有與信仰相稱的生活方式。同時,天啟的盼望也使人盡管家的責任管理上帝的創造物及參與建立上帝的國在這世界的記號及灘頭堡。這表示基督徒的盼望是包括所有創造物的秩序。[42] 總之,沒有天啟的保羅將損害福音的內容。[43]
  
4. 保羅天啟對今日的適切性
由於今日的教會把基督的身體等同於基督復活的身體,以致於把教會的成長代替了基督的再臨。這樣的情況造成充滿不肯定、挫折、恐懼、核子危機、環境污染、資源有限、生態危機的時代失去生命未來的保證,也沒有基督再來的盼望,並放棄了已經實現終末論(realized eschatology),因為我們感到人與自然界會一起被毀滅。於是,人去追求世界末日或未來事件的預測,也產生被提這自我中心的極端盼望論述,使人脫離與自然界的聯繫,盼望自己被拯救。可是,這樣的論述其實是沒有天啟的基督十字架,基督徒也沒有參與世界,好像毀滅上帝所造的世界是沒有甚麼似的。[44] 這是以基督為中心的保羅福音,忽視未來天啟終末論的結果。[45] 當然,我們無法直接把保羅第一世紀的世界搬到現在的世界,但對保羅天啟的堅持有兩點:1. 提供今天的教會催化能力以新的方式來反思保羅的天啟語言。2. 沒有天啟的保羅,將癱瘓保羅福音神學真理的主張。[46]

由此觀之,保羅天啟所看重的基督的死和復活是一件未來導向的事件,而不是結束事件。要不然基督的復活在今日就被看成只是證實了基督的死或十字架,而不會把基督的復活也當成是最終死人復活的序曲,普遍宇宙未來的拯救及上帝國度的即將來臨。因此,死人復活的盼望將變成只是個體靈魂死後直接進入天堂,使這世界的歷史成為倫理和宣教的永久舞臺,而自然界和世界就不是上帝拯救和審判的對象。那基督徒的盼望就不是導向宇宙性上帝的榮耀,而是把盼望放在這世界聖靈所賜的倫理行為,是上帝恩典和對倫理的順服的關係,使倫理的行動只專注在個體的私人領域或是基督徒在社會上的見證,造成基督徒對自己倫理能力的自誇。所以,基督徒需要把倫理行為當成是預期上帝將臨國度的灘頭堡、起始點或實現。要不然,信徒就會在邪惡和受苦的世界覺得自己的努力是沒有效果的,而窒息了信徒的倫理任務。所以,保羅天啟的福音使今日的倫理不是因為對上帝恩典的順服,而是受到基督在聖靈裏能力的鼓勵以及上帝國度將臨的吸引力量,使上帝過去在基督裏的行動及將來使死人復活的行動匯集成為基督徒現在的倫理生活。這倫理的生活也包括盡管家的責任管理上帝的創造物及參與建立上帝的國在這世界的記號及灘頭堡,使失去未來生命盼望的時代充滿基督的死和復活的盼望,期待上帝國度的將臨而恢復所有創造物的秩序。因此,天啟不單在猶太兩約時期帶給他們盼望,保羅的天啟也在今日繼續帶給這世代巨大的盼望、驚訝及忍耐。雖然我們無法預測上帝國度及基督再來的時間,但基督的死和復活就是這將臨的特徵和記號。[47]

5. 小結:繼續發揮影響力的保羅天啟
保羅的天啟觀源自法利賽派。不過在耶穌基督的呼召後,保羅的天啟觀就以基督的死和復活進行調整,使悲觀並不注重現世歷史的猶太天啟觀進入新創造的盼望,並因耶穌事件而開啟了上帝終末的新時代侵入舊世代的拯救,以期待上帝新創造的完成。這樣的天啟觀主要是以宇宙式天啟終末論為主導,以補足法庭式天啟終末論的不足。這表示保羅的救恩觀不單只有人類,也包括整個被造之物,因為人與自然界是彼此聯繫的。不單如此,保羅福音的中心是以天啟角度來詮釋基督事件,並以上帝為中心。因此,以天啟為保羅思想基礎的福音能為這充滿不安和失去未來生命盼望的世代帶來希望,使神秘主義、倫理主義、個體主義、二元論、忽視自然界的救贖以及上帝應許已經完成等元素不扭曲保羅所傳的福音,並還原對基督的死和復活的詮釋,使這事件成為一件未來導向的事件,而不是一件結束的事件。這表示保羅的天啟福音不單對當時代產生巨大的影響力,甚至現在還是繼續發揮其所帶來的盼望並適切這時代的需要的影響力。




                [1] Frederick J. Murphy, Apocalypticism in the Bible and Its World: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Grand Rapids: Baker, 2012), 309; J. C. Beker, Paul the Apostle: The Triumph of God in Life and Thought (Minneapolis: Fortress, 1980), 153. Aune卻認為保羅的天啟終末論可能是來自安提阿的希臘化猶太人的天啟終末的傳統。見D. E. Aune,〈啟示論/啟示主義〉, 1: 43.
                [2] J. C. Beker, Paul the Apostle: The Triumph of God in Life and Thought (Minneapolis: Fortress, 1980), 144.
                [3] D. S. Russell, Divine Disclosure, xiv-xxi; Adela Yarbro Collins, “Apocalypses and Apocalyppticism,”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1: 289; D. E. Aune, “Eschatology (Early Christian),” 2: 595.
                [4] Martinus C. de Boer, “Paul and Jewish Apocalyptic Eschatology,” in Apocalyptic and the New Testament: Essays in Honor of J. Louis Martyn, ed. Joel Marcus and Marion L. Soards (Sheffield: JSOT, 1989), 172.
                [5] Aune也指出有兩條路線,只是所用名詞不同,但意義是類似的:1. 個人的終末論(individual eschatology)是說明死亡、死後生活、審判、及復活。2. 宇宙終末論(cosmic eschatology)是關於歷史的終結及世界的改造的一系列信念和概念。可是Aune認為未來是比現在重要,因為現在的世界將要過去,完全實現拯救是發生在未來,但也與現在有聯繫。這產生現在和未來的張力。因為現在是開啟了終末的舞臺,未來也藉著儀式的參與帶入現在。當社會、經濟、及政治的環境惡劣時,就期待終末快快來臨;可是,當環境相對和平及昌盛時,就減少終末的期待。可見,終末論對早期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社會和宗教有顯著的影響。D. E. Aune, “Eschatology (Early Christian),” 2: 594.
                [6] Martinus C. de Boer, “Paul and Jewish Apocalyptic Eschatology,” 174-6.
[7] Martinus C. de Boer, “Paul and Jewish Apocalyptic Eschatology,” 175-6.
[8] Martinus C. de Boer, “Paul and Jewish Apocalyptic Eschatology,” 176-7, 182.
[9] Martinus C. de Boer, “Paul and Jewish Apocalyptic Eschatology,” 182.
[10] J. C. Beker, Paul the Apostle, 146.
[11] Martinus C. de Boer, “Paul and Jewish Apocalyptic Eschatology,” 182-4.
                [12] D. E. Aune,〈啟示論/啟示主義〉, 1: 43.
                [13] J. C. Beker, Paul's Apocalyptic Gospel: The Coming Triumph of God (Minneapolis: Fortress, 1982), 29.
                [14] J. C. Beker, Paul the Apostle, 145-50.
                [15] J. C. Beker, Paul's Apocalyptic Gospel, 58-9.
                [16] J. C. Beker, Paul's Apocalyptic Gospel, 30.
[17] J. C. Beker, Paul's Apocalyptic Gospel, 30-1.
                [18] J. C. Beker, Paul's Apocalyptic Gospel, 34-6.
                [19] J. C. Beker, Paul's Apocalyptic Gospel, 40-1.
                [20] J. C. Beker, Paul the Apostle, 138.
                [21] J. C. Beker, Paul's Apocalyptic Gospel, 48, 51.
                [22] J. C. Beker, Paul the Apostle, 159; R. J. Bauckham,〈啟示文學〉, 1: 73.
                [23] J. C. Beker, Paul the Apostle, 179-80.
                [24] Richard Bauckham, The Jewish World around the New Testament, 61.
                [25] J. C. Beker, Paul's Apocalyptic Gospel, 19; J. L. Martyn, “The Apocalyptic Gospel in Galatians,” Interpretation 54, no. 3 (2000): 252; D. E. Aune, “Eschatology (Early Christian),” 2: 603.
                [26] J. C. Beker, Paul the Apostle, 149. Patterson卻認為上帝天啟式的統治將帶給世界一個大災難的結束。見Stephen J. Patterson, “The End of Apocalypse: Rethinking the Eschatological Jesus,” 31.
                [27] J. C. Beker, Paul the Apostle, 181.
                [28] J. C. Beker, Paul the Apostle, 177.
                [29] J. C. Beker, Paul's Apocalyptic Gospel, 32, 34.
                [30] J. C. Beker, Paul's Apocalyptic Gospel, 38.
                [31] Ben Witherington, Jesus, Paul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A Comparative Study in New Testament Eschatology (Downers Grove, Illinois: InterVarsity, 1992), 185. Witherington指出有兩個元素不是從早期猶太教而來:1. 彌賽亞的死和復活。2. 上帝的使者以上帝的兒子的身份出現扮演上帝的角色。
[32] R. J. Bauckham,〈末世論〉, 1: 460; R. J. Bauckham,〈啟示文學〉, 1: 73; R. J. Bauckham,〈啟示文學〉, 1: 45.
[33] 楊詠嫦(Maureen W. Yeung),《移山之信:比較耶穌與保羅之信心觀》(Faith in Jesus and Paul),沈珪譯(香港:漢語聖經協會,2009),257-9
                [34] Aune認為要決定保羅思想的中心並非易事,因為有學者認為保羅的中心思想有:福音,基督論,耶穌的死與復活,在基督裏,教會論,因信稱義,人論。但Aune卻指出保羅神學的架構可以分為兩點:救恩歷史及天啟終末論。見D. E. Aune,〈啟示論/啟示主義〉, 1: 43.
                [35] J. C. Beker, Paul the Apostle, 157.
                [36] J. C. Beker, Paul's Apocalyptic Gospel, 72.
                [37] J. C. Beker, Paul's Apocalyptic Gospel, 72.
[38] J. C. Beker, Paul's Apocalyptic Gospel, 73-4.
                [39] J. C. Beker, Paul's Apocalyptic Gospel, 74.
[40] J. C. Beker, Paul's Apocalyptic Gospel, 74-6.
[41] J. C. Beker, Paul's Apocalyptic Gospel, 68-9.
                [42] J. C. Beker, Paul's Apocalyptic Gospel, 107-10.
                [43] J. C. Beker, Paul the Apostle, 181.
[44] J. C. Beker, Paul's Apocalyptic Gospel, 21-8.
                [45] J. C. Beker, Paul's Apocalyptic Gospel, 79.
                [46] J. C. Beker, Paul's Apocalyptic Gospel, 84.
                [47] J. C. Beker, Paul's Apocalyptic Gospel,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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