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apocalyptic)的研究過去似乎有被忽略的傾向。不過,自從Albert Schweitzer的著作《The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1]面世後,再加上死海古卷的發現提供了許多有關天啟方面的珍貴文獻,以致過去似乎是處在邊緣的天啟研究,逐漸受到聖經和系統神學家的重視。[2]這就如Klaus
Koch 所說:對於天啟,它不單是聖經學者研究新舊約的外圍,甚至是接近異端的邊界。[3]可是Käsemann
卻說:天啟是所有基督教神學的母親。[4] Käsemann這樣的論述不單獨排眾議,也使本來屬於支流的天啟研究,變成主流神學,使舊約晚期的論述與新約的開端連接起來。[5]不單如此,潘寧伯也重申有天啟觀的歷史架構對基督教神學有重要意義。[6] Patterson也指出新約神學的起點是根植於終末論的思想,也就是說基督教根植於天啟形式的終末論(apocalyptic form of eschatology)。[7]再者,P. D.
Hanson也認為以普世和宇宙(universal and
cosmic)角度為內容的天啟來看莫特曼的《盼望神學》能防止人陷入族群中心主義的陷阱及存在主義所窄化的人類歷史。[8]另外,由於基督事件帶來新的世代的開始(new age),因此新約研究就不得不考慮終末論的探討。[9]可見,曾被忽略天啟但卻是過去猶太傳統和初期基督教的重要論述有逐漸回到神學舞臺被重視的趨勢。
保羅以基督的死和復活為主軸的天啟觀,並上帝介入歷史,拯救人類及整個自然界的盼望在第二世紀的使徒信經只延續了天啟的兩個元素,即基督最後再來的審判和死人復活。[1]這兩個天啟元素影響這時期的教父如依他那修(Ignatius),黑馬(Hermas),巴拿巴(Barnabas),坡旅甲(Polycarp)或著作《十二使徒遺訓》(Didache),《彼得啟示錄》(The Apocalypse of Peter),The Sibylline Oracles,1 Clement 24-25,2 Clement。這些教父或著作都熱烈期盼基督的即臨,審判惡人及獎賞義人,同時也相信身體的復活。就如坡旅甲所說:沒有承認基督是肉體來的就是敵基督;誰否認復活及審判就是撒旦的長子(Epistle to the Philippians 7:1)。